文化认知视野下的汉语新词语

—基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9)》的研究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郭霞

摘要:汉语中的新词语一直是理论界热点话题。但多数研究将新词呈现归结为表达策略和语用因素，却忽略了它们之所以为“新”的作用机理。本文依据国家语委最新发布的年度汉语新词，在认知和文化的视野下对汉语新词语产生、使用与扩展的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指出认知理据和文化理据是新词形成和传播的关键因素，新词涌现在本质上是汉语和文化对新兴事物或活动的内化过程。

关键词:　汉语新词语；构式；认知理据；文化理据

引　　言

现代汉语中新词语的涌现，表明了随着时代发展汉语不断被创造性地赋予新的活力。新词语的问题，一直是汉语学界理论关注的热点，但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新词语的由来，将新词的出现看成是表达效果或语用策略的实现，而对新词语内在的形成和作用机理少有论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新词语涌现和使用中的两个问题：一是汉语新词的形成路径是怎样的，它如何能够得到语言团体内的理解和共识？二是新词语与汉语所承载的文化基础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文化因素在新词语生成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下，本文将以国家语委刚刚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的汉语新词为语料，并结合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观点，对汉语的代表性新词的形成机理进行探讨。

一 　2009年汉语新词的总体描述

2010年10月出版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9)》，是对汉语在过去一年中使用状况的全面总结。其中收录的年度新词语，是指当年的高频新词或具有新创意义的旧有词汇。这一结果颇具权威性，语料来自国家语言资源语料库中的大型平面媒体、有声媒体和网络资源，共计130万余个文本；并结合计算机统计工具和中文搜索引擎，对统计对象的最早出现时间和不同类型文本中的共现频次进行了筛查，最终确定出396条年度新词。首先，我们从词语的构成方式入手，对新词总体描述如下。

上表中，我们依据构成特点将新词分为缩略语、外来词和新创词三类。其中，缩略语一般是对所指称事件中核心要素的概括，多用于表达国际或国内的时闻政事，以及科技、生活等领域的变化，这类新词有102个，约占整个年度新词数量的四分之一；外来词是对其它语言形式中特定词汇的音译或意译，这12个新词仅占了年度新词的 3%，它们往往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已有的对应表达，直接或结合意译的音译是进入汉语最为便捷的途径；新创词是对汉语已有词汇或短语格式的创造性用法，这类新词数量最为庞大，共有282个，占整个年度新词的72%。

我们还可从语音、语义和语形维度来对上述的新词进行梳理。缩略词是对热点事件、活动或新兴事物的简明表达，语法形式上和所指称对象保持一致，比如“保八”就是“保持GDP8%的增长率”。外来词多与原词的语音相近，在形式上则与汉语已有词汇重叠，例如“围脖”等。而多数的新创词在语形维度上体现出了整体性特征，构词格式中包括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成分，并形成了“～族”、“被～ ”、“～门”、“楼～ ”等词簇；这类词在构词上显得较为自由，且同一词簇的各词语在语义内容上具有相似性，诸如“被+ X”的表达多表示受事主语在不知情或不自愿的情况所遭遇的某种境况，是对传统受事主语句用法的拓展；“X+族”是对具有某种工作、生活等特征的一类社会群体的概括，例如热衷于网络偷菜游戏的人群被称为“偷菜族”，而有私车却不愿拿出来的人就是“隐车族”。

从年度新词的出处来看，这些新词最初都来自报刊或网络媒体。对比当下网络上天马行空、不知所云的“火星文”，年度新词虽然也违反了传统语法的组合规则，但形式和用法尚属规范，语义指向也还能得到多数人的理解。这对新词语形成的语用解释导向提出了质疑和反证。对照形式上更加新奇、视觉效应也更强烈的“火星文”，汉语新词的涌现证实了以下观点:语言的经济性和易感性原则影响了新词语的形成和传播，但要阐释出新词“何以为此”，还应放到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加以分析。

二　新词构式及其文化认知理据

1．认知构式语法理论与新词构式

作为当今语言学界的主流学派之一，认知构式语法理论将心智性和社会性视为语言的基本属性，着力从身体经验和认知方式上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作用机理和规律。其中的核心概念“构式”(construction)，是指心智语言体系中的基本单位；心智语法知识是以构式为表征单位，依据简单—复杂、原型—扩展、图式—例示等关系联结起来的网络体系。人类在体验和认知客体世界的过程中，依靠对比和概括形成心智意义范畴，并逐步固化为一定组织形式和语义特征的图式性构式，以此进行深入的范畴化和语言活动。

构式的形成和固化依赖于言语的接触和使用，是语言使用者对具有一定出现频次的言语例示进行共性概括和抽象的结果，并在一定的语言社团中达成共识。构式一经规约化形成，就可作为模板允准更多的表达例示产生；自主/依存联结是构式的主要概念结构，其中的依存成分预设了可供填入的空位，由自主成分对其进行精细化描写，继而涌现出更多的合意用例。由此可见，语言使用是构式形成和扩展中的重要动因，但这个“使用”并不等于言语用途或目的，新语例产生不是言说者的任意行为，必定受到心智语法体系和表达语境的制约。

据此，认知构式语法将语义、语法和语用的研究归结为构式以及构式间关系的探讨，传统上对峙的词法和句法研究就只是复杂程度和联结方式上存有差异的不同构式而已。从汉语自身的构成特点来看，表意性文字是其天然的组成单位，而且词组短语同句子的建构原则基本一致，表明了“构式”成为以汉语为基础心智语言知识中基本单位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由此，上一节中所列举的缩略词、外来词和新创词，实际上都是缩略构式、外来构式、新创构式等图式性构式在言语中的实际用例，我们将这三类构式合称为新词构式。

2．新词构式形成的认知理据

由于汉语中词组短语和句子的构成原则相似，使得利用事件要素来概括一个事件活动成为可能，这不仅是汉语族群认知某类客体或活动的语言加工方式，也为缩略构式的形成提供了认知理据。其次，缩略构式的存在与我们感知和表征客体世界的方式有关，有限的语言表达和无限的体认对象活动之间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对称，语词意义的百科性使得人们乐于用更简单和确定的形式组合来表达新的现象。无论2009年新词中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和“碳强度”等，还是当年超女粉丝团中的“玉米”、“凉粉”等，都属于这一构式的典型示例。例如，“家电下乡”并非把家用电器运到农村，而是指开拓农村的家电市场；“碳强度”也不是指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的浓度，而是表示GDP各项指数中碳的排放量。由此看来，对语义事件在某个侧面的凸显，使原本冗长的语义特征变得更为精炼。很有趣的是，这类构式不仅用于汉语书面语中，也常见于各地方言中，譬如成都的面馆多将“牛肉刀削面”称为“牛刀”，甚至将“一两怪味面”戏称为“妖怪”。

新创构式来自于汉语中的已有表达，是围绕其概括和固化而成的一种构式。根据形式上的特征，我们将新创词中的构式分为“X+族(男/女/客/友/代/派/党))”、“被+动词或名词成分”、“X+门”和“楼(桥/姓氏)+双音叠词”等子类。这些构式的常规用例在汉语中早已存在，新创用法之所以“新”在于所填入自主成分超越了以往的语法规约。比如“被”是汉语“被字句”的句法标志，后置动词带有“被动”或“处置”的语义属性，动词之后也多有补语等附加成分；汉语双音化趋势和句法成分的隐现使得这一句式的用法日益复杂，2009年西北某大学为提高学生就业率而签订虚假就业协议的做法曝光后，“被就业”一词成为该事件最为传神的写照，这也使得大量带有主动性意义的动词或名词进入了被字句的语法框架，“被提高”、“被幸福”、“被自愿”等都登上了年度新词的排行榜；而2008年汶川地震中“范跑跑”一举成名，在2009年催生出“何逛逛”、“楼歪歪”、“桥晃晃”等新词。从构式形成的角度来看，这进一步丰富了“被+X”的语义语法内容，证明了汉语新词在形成和涌现机制中的认知性理据。

3．新词构式的文化理据

需要指出的是，“X+族”、“X+门”等构式的形成并非汉语体系内部的变动或演化所致，其固化和扩展受到了所依托文化环境的制约。从宽泛的定义来看，文化包括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指导行为的模式，这些准则都内化于相应的语言知识中，指导人们通过语言和其它符号系统进行思维、实践和技术的积累，这种积累也相应彰显出独特的文化传统。“只要关注人的存在，就不可不关注语言”；反过来，“人的言语行为必然带上所属文化的特征”，只要是研究语言，就不能忽视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和环境。

例如，中国文化一直注重社会人伦，讲究“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族”不仅具有“种族、家族”等义项，还可表示“具有相同生活方式或态度”人群的语义；它和“上班”、“装忙”、“抄号”等陈述性成分相结合，形成了“上班族”、“装忙族”和“抄号族”等用法，以描述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群集合。而“奴”的本义是指听命于他人或其他不能自主的人，当与“房子”、“孩子”、“考试”等乐于追求但也有拖累的生活方式发生联系时，就可表示“受制于这一生活方式的奴仆”意义；前置添加的成分是对陈述信息的概括，并受到汉语双音化趋势影响，形成了“房奴”、“孩奴”和“考奴”等合意表达。再如，“X+门”的用法来自美国政坛历史上的最大丑闻—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而汉语的“门”也一直有诸如“朱门”、“豪门”等用法，对照中国重精神而轻物质追求的文化传统，这些用法虽不尽贬义，但“门”也易与某一丑闻或危机的暴露产生语义联系，使得其中的核心要素和“门”发生组配，涌现出“拉链门”、“伊朗门”以及“日记门”等新创用法。

此外，经济发展和文化间交流融合对新词涌现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并促使多元化生活方式或观念进入国内。在多数的语言类型中，对于本语中没有相应语词的新客体一般采用音译方法来命名；例如，“tea”来自最早将茶叶带到欧洲的闽南客商的语音；而前些年风靡国内的“卡拉OK”和英语中“KALAROKE”，都是日语中“がろォヶ(无乐队伴奏)”的读音借用。较之其它文化模式，中国文化自古提倡“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这使得汉语知识体系也具有极强的内化和融合能力。例如，汉语在处理外来词的时候，习惯于用音意加译词或者音译加类名的方式来内化这一词汇;年度新词中的“必应”原本指微软公司在2009年推出的网络搜索引擎bing，翻译为“必应”不仅发音一致，也暗合“有求必应”的意义；英语中“smart”意为精明，“司马他一族”用来指称职场上处事得体、讲求智慧的白领阶层，将其译为“司马他”不仅语音相似，也和传统文化中司马父子精明老练的形象相吻合，有助于更多的人群理解这一新词。

总之，汉语重意而轻形，缺少词形上的屈折变化，使得汉语内构式的组配和联结都依托于自身的文化基础；文化中所凝结和积淀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也就成为语言事实的重要动因，这就是汉语体系内在的文化理据。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且对汉语语义和语法表现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但文化理据确为我们理解和阐释汉语新词的生成机理提供了启发，惟有将新词形成和扩展机理的讨论置于文化同语言间关系这一框架予以展开，才能为新词“何以为此”提供真正具有现实性的描写或解释。

三　结语

“文化是内在于人的”，这决定了文化和相应的语言总是相互包容和协同进化的。任何一种文化模式如果不能增加人的新体验内容，就犹如一门语言总是充斥着陈词滥调的话一样，其结局都将是走向消亡。汉语新词的不断涌现，一方面既是汉语本身富于生命力的证据，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中国文化内容的丰富和发展。本文在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词构式”，指出该构式的语义内容源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新生事物或新兴现象；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现存并约定俗成的词语格式被赋予了新的语义框架和新创用法；基于一定频率的使用逐步固化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新词)构式，构式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并进一步内化了新出现的文化信息；构式下的汉语新词研究，将原本属于语言学范围的词语研究延伸到文化研究的视野，反映出语言是对由文化制约的思维和认知模式的表征这一深刻命题。